明星代言毒膠

      2012年4月“毒膠囊”丑聞被內地媒體曝光后，一時間牽扯到內地眾多著名藥廠，而隨著事件的持續(xù)發(fā)酵，部分曾為“涉毒”藥品代言的影視明星們也遭曝光。近日，某網站公開統(tǒng)計結果，稱為修正藥業(yè)旗下產品代言的9位明星，其一年的代言費用高達815萬元，這其中還內地明星孫紅雷還曾連續(xù)兩年為該公司某藥品代言并收取費用400萬元。

      近幾年來內地食品藥品質量安全問題頻現的同時，在收取高額的商品代言費用同時，明星也承擔著“躺著中槍”的信譽風險，明星是否應該承擔起監(jiān)督和審核商品質量安全的職責再一次成為公眾議論的焦點。

      商品時代明星淪為“王牌銷售”

      “代言”一詞出自《書•說命上》：“恭默思道，夢帝賚予良弼，其代予言”，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(fā)展，今日的“代言”一詞泛指明星在商業(yè)行為上對于某商品或企業(yè)所做出的具有的代表性發(fā)言。這種“商業(yè)行為”因其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而迅速成為世界廣告界通癥。但是，在代言活動中，明星對于商品持有方的意義側重于宣傳與營銷方面，在商業(yè)角度上是以“工具”形式存在的。

      在各類代言合同中，通常廣告方會對明星的商業(yè)活動次數、活動內容、同行業(yè)代言限制方便加以約束，而極少會主動在合同中賦予明星監(jiān)督商品質量和企業(yè)運作等權利。這更突出了，明星在代言活動中所處的“工具”性的被動地位。

      如今，這種“商業(yè)工具”現象已廣泛的應用于發(fā)展中的內地娛樂圈，在面臨著代言合同時，明星的選擇空間只有簽和不簽，根本不存在權力和責任上的爭取，甚至部分二三線明星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，通通交由經紀公司一手承辦。另一方面，對于商品方和廣告商來說，他們更習慣以近乎“金主”的姿態(tài)俯視代言候選人，明星和其旗下的“王牌銷售員”之間差別無兩。在這種雇主與雇員的利益關系結構的影響下，又有哪個商家會高尚到賦予明星產品質量監(jiān)督權呢？畢竟，大部分商人與明星的價值觀依舊停留在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習慣上。

      明星代言變“代罪” 霸王條款之下誰在拿明星開刀

      “明星代言”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，所暴露的是商家對于質量與信譽方面的問題，同樣也是監(jiān)管機構疏忽所致。但另一方面，處在“代言門”和“信用危機”中的明星來說，他們無疑是廣告商手中的“肉雞”和商界誠信劣行上的犧牲品。

      早在2008年兩會期間，“星代言產品如果產生安全問題，明星要負連帶責任？”這一提案就備受關注，在兩會代表積極討論的同時，身為娛樂圈風云人物的內地導演馮小剛對此發(fā)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老百姓看你多掙倆錢，抓住你說三道四可以理解，但法律現在也開始欺負明星，而且欺負的很沒道理”此話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。

      對于明星來說，代言同時肩負“代罪”義務，這無疑有了霸王條款的味道，一定程度上“拿明星開刀”似乎已經成了商界、媒體界樂而不疲的行為。

      名牌產品問題頻出 “代言”成高危職業(yè)風險無法預估

      通常，老道、資深的明星或經紀人，在為明星選擇代言產品的時候，會挑選信用、口碑、質量信得過的品牌，在廣告商呈上各類質檢報告、信譽認證、免檢證書的時候，面對這一個個鮮紅的權利機構大印，想不信任都難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事情的發(fā)展往往不隨著人類個體的主觀意愿。近幾年，眾多國內大型、知名企業(yè)被曝出質量安全問題，這其中不乏三鹿、味千拉面、雙匯、雨潤、思念等知名國產品牌，甚至一度曾被公眾視為外來質量標準的可口可樂、明治、聯合利華等境外著名品牌也一度“榜上有名”。各種報告、證書還在，各種印章批文也在，消失的只是商家對于消費者承諾。甚至一定程度上，明星名譽上收到的損害絕對不低于任何產品消費者。

      明星也是人，除去“名”以外，跟我們一樣肉體凡胎，在對于代言商品的把控上，他們不具備任何鑒別、審查、監(jiān)督能力，更別提對于代言活動的“風險評估”了。而眾多明星在代言合同簽訂當時與之前，商品是不具備任何質量問題的，重點在于制造商對于產品質量的長期管理松懈和相關部門監(jiān)管不力造成的。當一個權威的、資質的、權責的機構都無法全面監(jiān)管整個市場產品視頻質量安全的時候，明星又怎能擔當此“質監(jiān)總管”大任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