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百億村官”掌權33年后外逃 留拆遷爛攤子

    陷入拆遷僵局的冼村,矛盾重重。通過自治來處理好盧穗耕時代留下的爛攤子,或許是化解這些矛盾的有效手段。圖/記者劉潔

    寸土寸金的城市村莊,有著天量的土地財富,卻被村中“大佬”盧穗耕掌控長達33年。在與其共享土地財富的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落馬前,盧穗耕悄然脫身外逃。冼村的“強人政治”就此終結,留下紛亂如麻的利益糾葛。以自治化解矛盾,成了冼村部分村民的新選擇。

    廣州天河區(qū)的冼村,是一個“富得流油”的城中村。周邊林立的高樓,就是在冼村的土地上建起來的。因為毗鄰黃金地帶珠江新城,土地值錢。村民們總愛提起:村子邊上有一塊地,一平米賣到過25萬。

    除了被征收的土地,冼村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留用地,至少有460畝。這筆巨大的土地財富,被村支書盧穗耕一人掌控,他也被村民稱作“百億村官”。

    借由土地財富,盧穗耕營造了一個巨大的權力場。其權力巔峰是在2010年前后,因為抗拒村莊拆遷,一共有84個村民被抓走,刑期最長的判了15個月。

    盧穗耕及其追隨者甚至放言:“別斗了,你不夠我們斗的,公檢法都是我們的人。”

    反腐改變了這一切。去年5月,盧穗耕外逃了;3個月后,冼村7名村官因卷入窩案被抓;接著,曹鑒燎受牽扯而落馬。

    冼村的“強人政治”,就此終結。

    上臺 很會搞關系的他,三十出頭就有了政治靠山

    冼村是個有著800年歷史的村莊。家族,曾是這個村莊最牢固的紐帶。經(jīng)歷文革沖擊后,冼村還是保留了5個祠堂,冼姓2個,盧姓2個,梁姓1個。

    冼是大姓,在這個有著1400多戶、6000多人的村莊里,冼姓人口占到了大約七成,盧姓占兩成多一點。在地理位置上也有區(qū)隔,冼姓一般住在村莊北面,盧姓則分布在南側。

    家族是這個村莊權力結構的底色。村里的老人冼傳昌回憶,在文革搞運動、搞斗爭的年代,冼村“宗派斗爭復雜”,誰也當不了頭,“冼的來領導,盧的反對;盧的上臺,冼的就反對”。

    冼傳昌稱,到1979年,路線斗爭開始緩和,由沙河鎮(zhèn)派駐村支書的歷史也隨之結束,時年26歲的盧穗耕成為了冼村的村支書。此后就再也沒有變換過,直到2013年被上級免職,盧在這個位置上呆了33年。

    年輕的盧穗耕能夠上來,靠的是兩條。一是盧讀過中學,后來做過民兵,接著又到工作隊鍛煉過。二是盧穗耕娶了同村一個冼姓人家的女兒,其岳父在沙河鎮(zhèn)、天河區(qū)都做過官,他把女婿推了出來。因為聯(lián)姻,盧穗耕也有了村中冼、盧兩大姓氏支持的群眾基礎。

    盧穗耕剛上來做村支書時,1938年出生的冼傳昌是管農(nóng)業(yè)的副村長,一起共事多年。他回憶,剛上來的盧穗耕還很謙虛,為人也和氣,看上去平平常常, 村民普遍都很認可。不過,盧穗耕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,就是會搞關系。那個年代物資匱乏,每到過年過節(jié),盧穗耕就會帶著村里出產(chǎn)的農(nóng)副產(chǎn)品,給鎮(zhèn)里的干部送 去。

    1985年起,32歲的盧穗耕在冼村開始羽翼豐滿,變得強勢起來。這一年,冼村第一次有了土地征收,按照《冼村村志》里的說法,征收了1200畝地,建起了天河體育中心。

    征地后村里有了錢,盧穗耕和上面領導的關系更緊密了。也是在這一年,盧穗耕有了穩(wěn)固的政治靠山—比他小5歲、后來做到廣州市副市長的曹鑒燎,曹在這一年成為了沙河鎮(zhèn)黨委書記。

    曹鑒燎在沙河鎮(zhèn)“一把手”的位置上呆了十年,之后又做了天河區(qū)的一把手。盧、曹兩人交往幾十年,關系緊密。在冼村村民看來,倆人的關系就像是“兄弟 一樣”。根據(jù)1997年5月18日的發(fā)證信息,在冼村覽青大街12號,盧穗耕給曹鑒燎建了一棟7層、占地面積57.81平米的房屋用于出租,村里安排人收 租、管理。

    掌權 平常像個老好人,但手段狠,是個“笑面虎”

    冼村的土地,曹鑒燎通過盧穗耕的手來掌控,按照曹落馬后的說法,“我想給誰就給誰”。

    第一次征地后,村支書盧穗耕有了變化。身高近1米8的盧穗耕儀表堂堂,“年輕,會討好干部,平常笑嘻嘻,像個老好人。但手段狠,是個‘笑面虎’。”冼村的老人評價。

    背后的盧穗耕“霸道”,“他做的決定,任何人都不能反對,否則就被搞走。”以致到后來,冼村12人的領導班子皆是親屬關系,副書記是其侄子盧佑醒,總經(jīng)理是小舅子冼章銘,會計是堂內(nèi)弟冼章偉,出納是小姨子冼惠東……“就連掃地工都是盧穗耕家族的人來做”。

    除了人事,財權也由盧一人說了算。做總經(jīng)理的冼章銘,雖然是其小舅子,但是手上的權力并不是太大,“報銷500元以上,都需要盧穗耕來簽字。”冼村熟知內(nèi)情的村民說。

    對于村民而言,盧穗耕掌控的冼村,更是一個“獨立王國”,冼村有多少財富,村民完全不知情。冼傳昌稱,不要說村民,連村里其他村官也搞不清,所有的事情,都被盧穗耕一個人把持著。

    盧穗耕能夠把“遍地生財”的冼村,變成像私產(chǎn)一樣由個人來支配,主導力量其實是村民自己,他們長期對公共事務的漠視,成就了盧穗耕。

    盧穗耕憑著個人的公關能力,獲取上級支持,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。以致到了1998年《村民組織法》開始實施時,冼村已經(jīng)失去了自治的能力。按照這部法律,村民有投票直選村主任的權利,通過選票,村民可以選擇自己信任的村官,由此可以對村支書盧穗耕起到制衡作用。

    冼村村民因為缺乏公共意識,自動放棄了自己的權利,盧掌控一切就變得輕而易舉了—沒有了選票的制衡,村委會的領導班子就可按照盧穗耕的意圖來安排。

    46歲的冼耀均是冼村維權的一個代表人物。他告訴記者,最初,每到選舉,村里會有三個人上門,一個人拿選票,一個人拿投票箱,一個人拿錢。勾完選票遞進投票箱,錢就接著遞了過來,投票也就完成了。

    選舉廉價程度也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,“投一票給個5元、10元,我自己都拿過兩次。”冼耀均說。而在廣東一些富裕的村莊,早就有了賄選,一張選票價值千元以上。

    控制  一些有能力的潛在權力挑戰(zhàn)者被他擋在村外

    冼村有其特殊的村情。這個村莊的巔峰期,外來人口就有近10萬,商業(yè)繁榮,租金收入可觀,在廣州被稱作“鉆石村”。

    “鉆石村”的人口結構可以分成三種類型。第一類是到外面做生意、上班的。這類人比較年輕,有能力,收入可觀。外面世界的吸引,導致這部分人淡化了對村級事務的關心。

    第二類人靠租金收入過活,日子過得還算可以,這類人對村級事務比較關心,但是年齡一般都偏大,介入公共事務的能力偏弱。

    第三類人是家庭條件并不好,要仰仗村里的入股分紅過日子。對于分紅比周邊村莊少的現(xiàn)狀不滿,但是能發(fā)揮的作用有限。

    村民對選票的漠視,其實是把權力讓渡給了盧穗耕,成了強人掌控的基礎。而冼村的權力過度集中,又進一步弱化了冼村自治的能力,給強人的出現(xiàn)制造了機會。

    石牌村與冼村相鄰,都有大量的土地財富,但是,石牌的權力結構分散,落在28個村民小組手中,每個小組都有自己的財務人員,自治的能力也就更強。

    典型的例證是,石牌同屬于天河區(qū)管轄,長期在天河區(qū)做一把手的曹鑒燎就無從操盤石牌的土地。而權力集中的獵德、冼村兩個村莊的土地,曹就可通過村支書來操盤。

    讓冼村村民羨慕的是,石牌村民自治能力強,在融入城市化的進程中,累積的矛盾也少了許多。

    除了一些客觀條件外,盧穗耕本人也有一些特殊手段來控制村莊的政治。如黨員的問題,盧對新的挑戰(zhàn)者的出現(xiàn),進行了嚴加防范。

    冼村村民入黨由盧穗耕說了算,但也有其掌控之外的黨員冒出來,比如村民在學校入黨,當兵后在部隊入黨。這類人有能力,都可能成為新的權力挑戰(zhàn)者,盧穗耕的做法是,把他們擋在村外。

    按照慣例,這些村民可以把黨組織關系轉到村里,而盧穗耕卻嚴陣以待—比如村民冼昭滿告訴記者,自己的小孩在學校入了黨,畢業(yè)后,黨組織關系就被盧穗耕轉到了街道辦。

    整人 84個維權村民被抓,有的“罪名”是嫖娼

    盧穗耕個人素質也是其長期掌權的一大因素。“心理素質超強,城府極深,為人低調(diào),接人待物上有親和力,在背后整人又有手段”。

    冼耀均告訴記者,在維權期間,一些村民偶爾遇到了盧穗耕,當面大罵時,盧穗耕“面不改色,滿面春風”,一轉身,村民就被抓。巔峰時一共抓了84人,這成了盧潰敗的一大因由。

    盧穗耕的潰敗,有著某種偶然性。

    2009年,盧穗耕編纂的《冼村村志》向村民發(fā)售。細心的村民,發(fā)現(xiàn)了冼村的財富秘密,在遭遇整體拆遷壓力后,開始維權。

  《村志》中一篇《冼村撤村改制成立企業(yè)集團的報告》中提到,“聯(lián)社擁有固定資產(chǎn)3.8億元,擁有可建樓房的土地330畝,可建廠房的土地130畝”,而這兩者一加,一共有460畝,都是冼村的土地財富,但是,村民此前毫不知情。

    按照當?shù)匾黄矫讋虞m10多萬、20多萬的價格,這是一筆驚人的土地財富。在盧穗耕外逃后,村民由此稱呼其為“百億村官”。

    巨大的財富去向不明,“如夢方醒”的村民開始追問,參與維權的村民越來越多。當初50元一本賣給村民的《村志》,盧穗耕開始回收,價格一度高達一萬元一本。

    恰逢2010年冼村整體拆遷,冼村維權風起云涌。當年,陸續(xù)有84個村民被抓,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帶走,“罪名”是嫖娼,被收容教育將近一整年。

    44歲的何冠華被抓走時,上百警察堵住了各個巷口,最后破了三道門,用洗澡的毛巾裹著,警察將其抬了出來。何冠華稱,后來到法院時,自己被戴了黑頭套,以“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”獲刑15個月。判決下來時,何已經(jīng)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,來不及上訴,就被放出來了。

    這些村民被抓,是盧穗耕權力的巔峰,但也帶來了覆滅。84個村民隨同其背后的家族,一共有300多戶成了“釘子戶”,拆遷陷入僵局,靠權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強人,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,走向了末路。2013年3月被免職,5月盧就悄無聲息地外逃了。

    而當年盧穗耕強勢拆遷時,村莊被圍墻圍了起來,同意拆遷的房子已經(jīng)或者被拆或者門窗卸去,冼村成了一片廢墟。

    洗牌 盧穗耕外逃后,冼村的治理結構仍沒有變化

    現(xiàn)在4年過去,同意拆遷的村民有家無法回,只能到黃村等地租房居住,也是怨聲載道。打破拆遷僵局,讓村民重建家園,成了冼村的難題。

    通過維權,村民向國土部門、城建規(guī)劃、檔案館申請信息公開,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,看到了“不平等”的合同:有一份合同中,冼村出地,合作開發(fā)的物業(yè),冼村享有的利益只占到三成。“蓋樓都是地值錢嘛!”這被村民認為利益被盧及其同盟者侵吞了。

    這些合同,被村民認為是非法的合同,要重新簽訂合同,收回冼村的利益。村民的根據(jù)是廣東省的文件。

    按照《廣東省農(nóng)村集體經(jīng)濟組織管理規(guī)定》中的第九條:農(nóng)村集體經(jīng)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成員大會。凡涉及成員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,必須提交成員大會討論決定。

    “盧穗耕談的這些合同,都沒有經(jīng)過全體村民同意,所以是非法的。”冼村部分村民認為。

    拆遷要繼續(xù),利益要收回,要化解這些矛盾,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選擇。但現(xiàn)在的難題是,在《村民組織法》實施3年后,主政天河區(qū)的曹鑒燎,通過一些手段,把類似冼村這樣的城中村的權力結構進行了變更,自治現(xiàn)在也是困難重重。

    2001年,天河區(qū)出臺《農(nóng)村股份合作經(jīng)濟組織基本規(guī)定》,第七條“股東代表大會是股份合作經(jīng)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”。這與廣東省出臺的文件中的第九條相悖。

    正是根據(jù)天河區(qū)的文件,在盧穗耕時代,冼村只有56個股東代表,其中只有大約10人與盧沒有親友關系,掌控這56人,就可以做出重大決定。

    到盧外逃后,冼村的治理結構仍然沒有變化,只是股東代表增加到了88人,但由88個人決定全村事務,已經(jīng)脫離了村民自治的軌道。

    現(xiàn)在,冼村的村民繼續(xù)上訪,希望按照《公司法》規(guī)定直選冼村村公司董事會。而盧穗耕外逃后,88個股東代表選出的董事會,村民們也要求撤銷,因為不是直選出來的。

    村民信訪的結果,是層層被否決,現(xiàn)在到了廣州市,信訪結果還沒下來,“如果繼續(xù)被駁回,我們就要到法院起訴。”冼耀均告訴記者。

    冼村政治治理結構上的矛盾,使得村民無從信任現(xiàn)有的村官,合作也就無從談起,拆遷僵局也無法打破。

    每當夜幕降臨,城市的霓虹開始閃爍時,千瘡百孔的冼村,則恍若一片黑洞。留守的村民在廢墟里穿梭,同意拆遷的則有家難歸,哪天是個頭,誰也說不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