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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镕基離職前的遺憾:房地產業(yè)弊端大得不得了

2013-07-03 09:48:28 來源:人民網 【 瀏覽字號:

  開篇: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——一個務實的明星政治家留給時代的財富

 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 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眼光

  輝煌的時代中,有很多微妙的變局,于宏觀至國家、于微觀至個人,舉手投足間,隱約浮現(xiàn),雖為前事,亦作今世,更系未來。

  每一代人,都會形成多股力量,流向不同的方向,卻分明又指向同一個結局——無一例外盡他們的本分,充當過渡人的角色,溝通過去與未來,有的被歷史洪流沖刷淹沒,而有的則被鍍金瞻仰。如此循環(huán)往復,看似無情交替實則充滿代際傳遞的溫暖。

  社會格局中,政治的力量舉足輕重。它以其他社會力量統(tǒng)領者的角色出現(xiàn),很多領域的力量為它所成就,但它又被各領域的力量所牽制。而政治中,政治人物的作為又是重頭戲。梳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(fā)展歷程,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是一個繞不過的政治人物。

  對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難一些,我們需要不斷在其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中尋找平衡點,既要確定他們的歷史地位,還要找到其個性和行為與時代的關系。幽默、睿智又有幾分政治浪漫的朱镕基,其個性恰到好處地與時代契合在一起。時代需要一個“敢干,敢言,敢愛,敢怒”的政治人物,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主張,使他成為時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“禮物”。時政作家凌志軍一語中的:“如果不是遇上鄧小平那樣的人,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種經濟萎靡的局面,這個人也許會在地方官員的位置上終其一生。”

  朱镕基主管經濟期間,成功地使中國經濟穩(wěn)健發(fā)展,這為中國經濟的持續(xù)發(fā)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。

  距離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——1993年,已20年有余。朱镕基的鐵腕政策使得過熱的中國經濟成功軟著陸。這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。自那以后,中國的通貨膨脹強勢頓消,有力的政府舉措功不可沒。

  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(fā)后,朱镕基當機立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,中國成功渡過“稍有不慎,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”的危險時刻。這彰顯出作為政府總理的朱镕基所具有的智慧與魄力。

  朱镕基留給時代更為重要的財富,還在于其對改革目標有著充分的主動性和自覺性,對于改革難度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堅強的把握,以既“悲”且“壯”的勇氣矢志不渝地在經濟社會領域實施改革。當然,各領域改革的力度與深度并不是齊頭并進的,有的是大破大立,有的是小破小立,有的則剛剛破題。盡管也有少數(shù)人對其不滿,稱其為“經濟沙皇”、“中國的巴爾戈喬夫”,但其所主張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,彰顯了人們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識,而朱镕基在遭遇種種改革桎梏后表現(xiàn)出的莫大勇氣與毅力,則進一步推動了不能不改革這一共識的深入人心。在很多場合,朱镕基直白地表現(xiàn)出對改革的熱忱與決心:“必須緊緊抓住和十分珍惜當前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,堅決推進我們醞釀多年想干而又沒有條件干的改革。”

  朱镕基堅持改革的幅度之大、力度之強,在其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就已有所展現(xiàn)。1994年,朱镕基推出他的“改革新政”,涉及企業(yè)制度改革、財務制度改革、金融體制改革、投資體制改革、住房制度改革、物價體制改革等多方面。1998年,朱镕基任國務院參事室總理后,其言辭浪漫與改革務實之風不改。至今,人們還在反復品味其新任國務院總理時的誓言:“不管前邊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,我將義無反顧,勇往直前。”

  朱镕基與他的同仁,一起選擇了一條認為可為中國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——改革。改革中定下的市場化基調,使得中國社會沿著改革開放的正確路徑疾馳而去。現(xiàn)在很多領域,我們依然沿用他的智慧與制度框架,如:

  1994年1月1日實施的分稅制管理體制至今仍在實施,增加了中央財權,使我國財政縱向和橫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緩解,并提高了地方政府發(fā)展經濟的積極性。

金融體制改革,進一步從市場化角度規(guī)范了中央銀行的職能,割斷了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財政支出、固定資產政策性貸款同基礎貨幣的聯(lián)系。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的銀行,其職能越來越集中,瞄準監(jiān)管金融機構與貨幣市場,通過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。同時,貨幣政策也在不斷變化,從貸款規(guī)模、現(xiàn)金發(fā)行等直接調控方式向貸款限額管理、再貼現(xiàn)、利率等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控方式轉變。1994年實施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,同樣意義深遠。

  1994年1月1日,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、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,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為8.72∶1,雙軌制終于畫上休止符。通過此次改革,人民幣回歸到按市場定價的價格線。

  以“產權清晰、權責明確、政企分開、管理科學”為原則的國企改革,將國有企業(yè)與市場接軌,以市場化改革啟動企業(yè)的微觀活力。有人稱,朱镕基的各項制度從微觀技術層面解決了國企與市場接軌的問題。2002年3月15日,朱镕基對國企改革給出了肯定的回答:“大多數(shù)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(yè)在3年里實現(xiàn)扭虧為盈,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完成。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(yè)交稅的話,中國的財政收入狀況不可能這么好,不可能每年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。”

  一個人不管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,其夢想、智慧、熱血、壯懷和勇氣終將被歲月之河卷走,不過他們留給這個社會的財富不會戛然而止。如同詩中的智慧:“對于人而言,生活就像山間的野草,就像野地的鮮花,曾經那樣的繁茂。當微風吹過又吹遠,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變。”

  一個總理的憂傷

  時代潮水洶涌,形成大片漩渦。有的時候,我們以為這些漩渦吸走冬天,就能不動聲色地釋放出春意盎然。然而,很多時候,改革路上夢想?yún)s并不能成真。

  即使是國務院總理,也有他的憂傷——改革的效果不盡如人意,以至于任期滿五年后朱镕基帶著并非“功德圓滿”的遺憾離職。

  朱镕基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諾:“為什么不能實行科教興國?因為政府太龐大,把財政都吃掉了,吃飯財政。”“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,減掉一半人。”當他認真兌現(xiàn)政治承諾時,才發(fā)現(xiàn)利益相關者推托的反彈力有多大,連他這樣擅長“殺雞儆猴”的總理都無能為力。普林斯頓的留學生胡學華給朱镕基寫過一封信,信中指出令其疲憊并深感無力的癥結所在:“您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的疲憊。也就是說,在中國本來應該通過制度來解決的問題,積累了太長時間,現(xiàn)在都堆在領導者個人的肩上。”

  2000年,任湖北省監(jiān)利縣棋盤鄉(xiāng)黨委書記的李昌平,淚光和著燈光,給特殊的傾訴對象——朱镕基寫了“農民真苦,農村真窮,農業(yè)真危險”的信。盡管在很多混跡官場多年、深諳周旋之道的人看來,一個小小的鄉(xiāng)黨委書記明顯是自不量力;但我們無法否認,在任何時代的任何角落,任何人都有權利為他們自己所在的群體或所關注的群體殫精竭慮。事實上,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,并不妨礙他與朱镕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。朱镕基曾大聲疾呼“農民負擔太重”,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,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,直到他卸任,“農民負擔太重”依然為心頭之痛。

  200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,即將離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擔憂:“勞動力過剩始終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,農業(yè)產業(yè)結構調整進展緩慢,農民收入增加緩慢,農村的就業(yè)問題亟待解決”,“房地產業(yè)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,里面的門道可多了……現(xiàn)在房地產有點熱,不敢說過熱,不能再這么干下去了”,“現(xiàn)在,我們的消費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較起來還是低的”,領導干部“花錢花得太多了”……《朱镕基談話實錄》第四卷,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。與前期的鐵面、強勢甚至冷峻相比,2002年的朱镕基越來越展現(xiàn)出其溫情的一面,關注農民收入、社會保障與再就業(yè)等,甚至大膽用了“弱勢群體”一詞,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,其民生情懷展現(xiàn)無遺。不過,如同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感慨:“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也只能在它的運動曲線上施加短期的影響力。”時間也會玩鞭長莫及的游戲,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懷會留下一些悲情印記。

  今天,回過頭來再來看,有些當年曾困擾朱镕基的問題,已經解決或有了很大改善:中國金融體系更為牢固,成功避開全球金融風暴的肆虐;2006年,農業(yè)稅全部取消,這被稱作中國農村最有決定意義的“松綁”;社會保障覆蓋更為廣泛,機制更為完善……

  關注民生,已成為當前政府與社會的理性共識。

 

  有些問題則如同頑疾依然存在,政府為之左右為難。政治體制改革面臨重重障礙、房地產市場利益犬牙交錯直壓民生幸福指數(shù)、貧富分化加劇、國有企業(yè)壟斷墻高高豎起……

  政治體制改革是最大的難點。與經濟體制相比,政治體制更為錯綜復雜,任何變革都不會讓所有人受益,總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損。相對而言,經濟體制改革損害的經濟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補償;而政治體制變革所觸犯的利益,則很難找到相應補償方式。到底以什么樣的方式來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,政府左右為難。

  貧富分化加劇是當前民眾關注的熱點。改革開放初期,政策對資本的傾斜性,形成了以資本而非勞動作為分配參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。而資本的滾雪球效應,會加大各階層的收入差距。同時,現(xiàn)代化的社會動員會激發(fā)人們對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覺醒意識,并增加不滿情緒。如何切好財富蛋糕,不僅是對政府良心的考驗,更是對其執(zhí)政

  作為一個大國的執(zhí)政者,朱镕基沿襲著前人設定的原則框架,又有著拓荒者的膽識和勇氣。他的措施既有對改革根系的堅持,也有新的變遷,并分化出枝干。這些枝干又長出新的枝葉,結出果實,最終揮灑出一道任誰都無法再臨摹的特別風景。

  共識之光:這個開放的時代需漸進、改良地前進

  入世多年來,中國利用自身“后發(fā)優(yōu)勢”,嫻熟地借力西方現(xiàn)代化,迅速與國際接軌,自我摸索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大大縮減。很難想象,如果中國遲遲達不成開放這一共識,我們不知還要自吟自唱多少年,還要走多少彎路,萬千繁榮的夢想可能被“閉關”碾作碎片。

  一方面,我們以開放作為蛻變的關鍵跳板,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;另一方面,中國社會還需不斷銳意改革,建立良好的社會運行秩序,以適應這個波瀾起伏的大時代。

  改革形式取得的輝煌成就,印證了其正確性,我們的大方向并沒有錯,這是眾所周知的共識。同時,改革更需整個社會自覺而理性地推動,才能使我們這個國家繼續(xù)前進,這亦是毋庸置疑的共識。

  1997年,被稱作“朱镕基經濟智囊”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回答“誰是新一輪的改革動力”時,回答“以理性的知識分子、明智的官員和真正的企業(yè)家為代表的平民大眾才是今后中國改革的推動者”。朱镕基時代的輝煌,并不是朱镕基個人造就的,輝煌的背后也離不開黨中央領導集體及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的支持,各部門盡心盡力的工作,以及廣大平民大眾對其熱烈的喜愛與響應。今天,改革推動者的力量已越來越強。

  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悲情,也折射出改革的前行路上依然荊棘叢生。改革沒有理想主義的“一刀切”,某些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也可能不會達到預想的效果。改革是一個漸進、改良的過程,需要勇氣、智慧,也需要耐心與技巧及斡旋,大凡有真知灼見者,也會不約而同地達成這樣的共識。

  有人不滿地質疑:這不是在和稀泥嗎?難道沒有非黑即白的大快人心與酣暢淋漓嗎?

  復雜的現(xiàn)實證明,線性邏輯就是那么幼稚,一度“計劃派”有過這樣烏托邦式的設想:只要進行集體式制度抉擇,我們就能一腳跨入共產主義,結果美好生活更加遙遠;一度“市場派”有過這樣的狂熱:只要腳邁進市場的門,一切貧窮問題皆可迎刃而解,結果市場的力量也有不足,美好的期盼偷偷從窗口溜走……

  人們一再渴望一蹴而就,但“一蹴而就”這個并不包含多少貶義色彩的詞匯很難直抵“一勞永逸”的目標。初次以新的姿態(tài)適應這個世界,是如此新奇而前途叵測,人們乃至社會的直接本能反應會讓其遭到挫折。即便是真理與規(guī)律,這些在某個時間點上被證明是板上釘釘?shù)臇|西,當它們在實踐中被運用起來時,依然會撞上亂離的歲月,遭遇被人唾棄的顛沛,有時還會自我圈禁,人們?yōu)樽约捍魃湘i鏈卻還不明所以。

  當我們熱血沸騰地討論理想時,可能會忘記真實的情況比任何時候的想象都要復雜,現(xiàn)實社會是一個由無數(shù)分工組成的多元社會,天真并狡黠、自白并曖昧、清晰并模糊……只是有的時候,我們渾然不知。

  時局筆鋒急轉直下的時刻少之又少,某個重大抉擇之后局面也未必就豁然開朗。一切美好愿景,皆以社會共識循序漸進的建立為前提。一旦缺少共識,方向再正確,內心再堅強,領路人也可能陷入“目標過于遠大,身后無人追隨”的孤寂中。

  在某個特殊的時間片段里,人們曾經以為理想的國家遙不可及。1945年4月的一天,女作家蘇青對女作家張愛玲說:“你想,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?”張愛玲說:“我想是有的。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許多年。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,也享受不到了,是下一代的世界了。”蘇青一聲嘆息:“那有什么好呢?到那時候已經老了。在太平的世界里,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?”

  這個世界,終究一天天在變好,而時光這條巨流之河經歷過無數(shù)跌宕乃至回流,正滌蕩出富有、自由、民主等一系列透亮本色。昔日的爭論,如堅持改革開放,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,建立“小政府,大社會”等話題如今已變?yōu)橹袊鐣某WR。

  隨著社會轉型與改革的推進,各種問題也更加趨向復雜與細微,在此類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可能無關意識形態(tài),更多的是涉及實現(xiàn)共同目標的路徑、手段。達成共識的領域可能更廣,也較多趨于細微化。

  很多歷史的真相,常常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和適度的疏離,才會被凸顯得更為清晰。然而,“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”的共識,無需等待歷史考驗,它的正確與明智正時刻被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證明。也恰恰是因為我們如此從容地去包容和融合各類思想火花,并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,才使中國走上了一條正確的前進路徑。

 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里克或許能給我們一些提醒:

  最為基本的經濟原則——產權保護、契約執(zhí)行、市場競爭、正確的激勵、穩(wěn)健的通貨、可持續(xù)的債務——并不對應唯一的政策組合。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夠使這些第一級原則充分發(fā)揮效能的制度。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間,并不存在唯一的對應關系。改革者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根據(jù)當?shù)氐募s束條件和充分把握當?shù)氐臋C會,創(chuàng)造性地把這些原則應用于制度設計之中。成功的國家就是那些善于利用這些政策空間國家。

  關于未來,我們的共識是:在堅持大方向的前提下注重創(chuàng)造性和靈活性,關注國家利益,更關注個人權利、生命與財產,讓人們得以“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”。這需要我們的政府以及所有的人,于時間的長河里辛勤耕耘!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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