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批房奴翻身記:大多提前還貸部分成房產投資客

　　相對于首批房奴，現在的新房奴面臨的壓力更大，收入提升也具有無法確定性。

　　張明星選中了德加公寓的一套房子，71.2平方米，總價18萬多元。首付一成，他沒有“啃老”，全是向朋友借來，“那時人還比較單純，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，好借”。

　　張明星感慨，當時的開發(fā)商“太好了”，2個小時把一切手續(xù)辦好， “首付一成，求著人買，因為沒有人買。買房后一個星期就給了三證，還送到了我辦公室。”

　　早報記者 李云芳

　　德加公寓位于杭州城西，內中一幢幢紅白相間的多層小樓，間以片片青綠草木，顯得格外美麗。

　　1999年底，張明星以2600多元/平方米購買了該小區(qū)的一套房子；十余年過去，如今這里房價已漲到每平方米2萬多元，幾乎翻了10倍。

　　張明星這一批在世紀之交時買房的人，被稱為首批房奴。他們貸款期限多為10-15年，按正常還款節(jié)奏推算，如今正處于集中清貸期。在這個擺脫房奴身份的節(jié)點上，他們再次被輿論聚焦。

　　實際上，首批房奴購房時，房價絕對值很低，物價也不高，購房后又趕上了中國經濟快速發(fā)展，致收入倍增，因此他們很快便從壓力中解脫，還有很多人提前還貸。如張明星早在2002年就提前還貸，此后又多次購置房產。

　　從“房奴”到“房產投資客”，這是一個頗為勵志的故事。人們對首批房奴的聚焦，多少有些羨慕和嫉妒。

　　但在現在這個房價和物價高企的時代，面臨巨大壓力的新房奴，要像首批房奴一樣早早翻身，頗為困難。

　　“當時買房偷偷摸摸的”

　　盡管在此前就零零散散出現了個人按揭買房，但人們多把世紀之交時的個人按揭購房者，稱為中國的首批房奴。

　　1998年，國務院出臺《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(zhèn)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》，要求從當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，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。自此，在中國實行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制度，被徹底終結。

　　《通知》出臺后，呂文東所在的北京某研究所還有100多套房源，于是進行了最后一撥福利分房。

　　呂文東排在200多號，沒有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車，次年不得不在商品房市場上買了房。

　　此時，買商品房的人已逐漸多了起來。大部分人買房為自住，尚意識不到可以作為一種投資，“否則借錢也要買好幾套了”。2000年在北京買房的張明芳認識一個朋友，當時到處買房，以至于他妻子追問是否外面養(yǎng)了“小三”。

　　在銀行工作的卓女士說，當時年輕人已能接受按揭買房的方式，銀行并不需要營銷推介，倒是媒體會做些宣傳報道，尤其常提到“中國老太和美國老太”的故事。

　　張明芳也記得，那故事傳播很廣：一個美國老太臨死時說，終于還完了房貸；一個中國老太臨死時說，終于買下了一套房子。這個故事“鼓動了很多人買房，我們也可以先消費再付款”。

　　1999年在杭州買房的張明星則稱，自己起初并不知道可以按揭買房，被朋友慫恿買房時聽說這一政策還有些不相信。

　　他說，當時福利分房終結后，有很多人抱怨，認為“70后”一代被改革拋棄了。也因此，他當時買房是 “偷偷摸摸”，“沒身份、沒地位的人才自己買房”。

　　呂文東倒沒有太多的失落感，“全國都這樣，不服氣、嘆氣也沒有辦法”。而張明芳單位是企業(yè)編制，她從沒奢望單位會給她分房。

　　“不看地段只講實惠”

　　1999年時，商品房市場還不怎么發(fā)達，像杭州，商品房都集中在城西，未像現在一樣四處開花。

　　張明星騎自行車去看房時，看到城西“都是村級道路，到處是工地，自行車都沒地方停放”。而樓盤也只有寥寥六七個可看，“當時沒有品牌概念，只講實惠，連地段都不講，就這幾個樓盤。”

　　張明星選中了德加公寓的一套房子，71.2平方米，總價18萬多元。首付一成，他沒有“啃老”，全是向朋友借來，“那時人還比較單純，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，好借”。

　　張明星感慨，當時的開發(fā)商“太好了”，2個小時把一切手續(xù)辦好， “首付一成，求著人買，因為沒有人買。買房后一個星期就給了三證，還送到了我辦公室。”

　　買房后張明星才告訴父親，父親第一反應是問他有沒有做非法的事情。

　　他的父母更不知道按揭買房這種新鮮方式，在他們眼里，年紀輕輕自己就能買得起房子，那非得是突然得了一筆橫財。

　　和張明星首付全靠自己借來不一樣，張明芳和呂文東買房時都“啃老”了。

　　張明芳買了一套近80平方米的房子，位處北京三環(huán)內，總價36萬元，首付兩成，7萬多元，都是父母給的。實際上張明芳也有錢，只是投在了股市里。

　　呂文東“啃老”啃得厲害些，他房子總價14萬元，公積金貸款只批下來5萬元，其余9萬元全自籌。他自己存款不到1萬元，其余8萬元，一部分是向同事朋友借來，另外一大部分是父母的積蓄和他們出面借的錢。

　　彼時的購房者，對如何貸款、如何還款也都還懵懵懂懂。

　　呂文東說，那時不知道還有多種還款方式可選，只是在單位房產科的張羅下隨大流，“大家湊一撥，房產科說銀行有空，就一起去辦了。”到了銀行也是全部聽指揮，“條文都不看，按著銀行要求填這個表填那個表。”

　　張明芳當時簽協(xié)議時，銀行還派了一個律師來見證，且要她承擔律師費。張明芳并未在意，“覺得能貸款給你就不錯了”。

　　各人的房價收入比各不同。呂文東和張明星當時工資拿到手均為800多元，而房價一個是1400多元，一個是2600多元，分別為工資的近2倍和3倍多。張明芳當時是高薪階層，月工資4000多元，和其所買房屋單價差不多。

　　呂文東和張明星分別貸了10年和15年，張明芳則貸了25年，這么長的期限在當時頗為少見。張明芳說，當時只想月供最低，貸25年的月供正好和自己的租房價格差不多，再說， “誰能一下子借你這么多錢啊，能貸就貸”。

　　“那段時間不敢談戀愛”

　　呂文東從2000年1月開始還月供，每月560元。他和妻子月工資加起來有一千五六百元，對付月供問題不大。他的壓力在于，因自籌9萬元欠下的大筆債務。

　　呂文東盡量節(jié)省，他至今還記得當年省錢坐車的事。

　　他買的房子距單位有10公里，而公交車經常不準時。為不遲到，經常乘坐私人運營的中巴車。但中巴車價格比公交車貴一倍，要1元，且常隨意漲價。

　　一次天氣不好，他匆匆上了中巴車趕去上班。開出幾百米后，售票員說天氣不好要補胎，票價2元。

　　呂文東不干了。他覺得如果每天都2元車費，交通成本就要增加一倍，“那時我是窮人， 1元錢真當回事。”

　　不同意出2元車費的呂文東下了車，又走回候車點，等到下一輛中巴車來，確認票價是1元后他才上了車。

　　不僅節(jié)流，呂文東還努力開源。他利用自己的專業(yè)知識，想方設法地找一些私活做，“忙得孩子都沒空管”。呂文東說，那時是一門心思：“想早點還上，壓力挺大的。”

　　而對于還未結婚的張明星來說，月供的壓力更大， “月供780多元，一個月的工資都貢獻給銀行了。”

　　彼時雖對月供占收入比有限制，但很多購房者為買房都會虛開收入證明，從而導致月供壓力巨大。

　　張明星說，他多次逾期還月供，銀行來催時，“心里很緊張，第一次被追債”。和呂文東相似，除工作外，他也努力接一些私活，賺些外快，“那段時間不敢談戀愛，連在外面吃大餐都很少。”

　　“肯定會再買幾套房”

　　雖然起初壓力很大，但購房后不過三四年，呂文東和張明星就迅速從壓力下解脫。

　　2002年年中，張明星就提前還清了貸款，此時距他買房不過三年左右。這得益于他換了一份工作。

　　他在前一年跳槽，工資一下子漲到了5000多元，加上他此前在另外一個單位做私活攢下的錢，一下子擺脫了房奴的身份。

　　而對呂文東來說，買房帶來的壓力“2003年后就不當回事了”。

　　2003年時，他的工資已漲到2000多元，是買房時的2.5倍。此外，他還有兩筆意外之財，單位斷斷續(xù)續(xù)發(fā)下來房補，他出國又享受了一年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工資，每月一萬二三千元。

　　這些收入不僅讓呂文東將外債還清，還余留了十幾萬元。但他沒有選擇提前還款，直到2009年年底按時還完。

　　到2007年，呂文東手頭有了錢，又買了一套房子。這次他首付七成，貸款只貸了10萬元，月供1000元左右。呂文東覺得輕松得很，“吃頓飯都要1000多元”。

　　張明星則早在2005年，就又買了一套房子。那時，他的理想是擁有4套房子，“那樣我就可以大搖大擺，都不用工作了” 。

　　如今張明星也確有4套房子，除了前面2套，在妻子杭州農村的老家造了一所大房子，去年又在他老家金華買了一套房子，計劃給父母養(yǎng)老。

　　按他的說法，如果不是2008年樓市調控驟緊，“肯定會再買幾套房”。

　　張明芳沒有再購置房產，而是一直在股市里打拼，因當時行情好。但她2000年買下的房子，現已升值到每平方米2萬多元，幾乎是購買時的5倍。

　　“各方面沒有以前寬松”

　　很多人認為，比起首批房奴，現在的房奴壓力更大，用張明芳的話來說，“更可憐”。

　　在銀行工作的卓女士說，現在的房價收入比，比首批房奴那個年代要大，且物價也遠高于從前。

　　張明星說，現在按揭買房各方面配套沒有以前寬松，又有限購令等層層加碼，給房奴增加了很多壓力。

　　張明芳還補充了一個原因：首批房奴那撥人，還趕上了股市好的時候。

　　“住在杭州網”首席評論員丁建剛則認為，沒法這樣比較，首批房奴那時都算是精英階層，而現在房奴比例大大提高，一些精英人士壓力比首批房奴小，但工薪階層壓力會大過首批房奴。

　　但一個共識是，首批房奴趕上了收入快速增長的時代，因此得以迅速消解掉壓力。

　　一位房產界資深經紀人說，首批房奴起初壓力也很大，但隨后幾年收入“‘啪’上去了”，基本上一兩年后壓力就馬上減輕。而現在房奴的收入能夠獲得怎樣的提高則不確定。雖然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番，但至少“目前還只是宏圖，沒有拿在手里”。

　　丁建剛認為，首批房奴的那個時代是中國經濟加速發(fā)展的時期，收入也相應快速提升，但現在經濟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，開始逐步放緩，新房奴“未必能碰上那樣好的機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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