厲以寧：必須要讓農民擁有房屋產權

　　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昨在廣州政協(xié)大講堂演講

　　今年的物價還會繼續(xù)上漲嗎？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怎樣造成的，有何良策？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是怎樣產生的，應該怎樣對癥下藥？怎樣解決就業(yè)壓力？

　　昨日，在廣州政協(xié)大講堂上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對中國當前經濟運行態(tài)勢和熱點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剖析，并預測如果不發(fā)生意外情況，今年物價會穩(wěn)中有降，預計通脹率全年保持在5%上下。

　　文/記者李棟、丁虞 通訊員 李志潔

　　把民間資本動員起來，參與城市化建設。

　　“機遇就在中國，有無窮無盡投資機會在那里，可以保證中國經濟持久穩(wěn)定的增長。城鎮(zhèn)化正在進行，這是給未來中國提供最大投資機會的地方。”厲以寧認為，這是全世界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發(fā)展優(yōu)勢。

　　但是，錢從哪里來呢？“土地財政走到盡頭，沒有那么多地可賣了。最好的辦法，把民間資本動員起來，參與城市化建設”。要調動民間的積極性，厲以寧認為，投資的主體應該是市場引導，而不是行政單位主管，這會降低民間的積極性。

　　演講的最后，厲以寧總結說用“中國道路”概括中國的發(fā)展方式會更好，“用中國模式不如用中國道路，中國模式可能帶一種固定化，但是用中國道路，中國是怎么走過來的，包括我們自己的經驗，自己的教訓，這樣讓世界了解可能更容易”。

　　物價穩(wěn)中有降，通脹率5%左右。

　　通貨膨脹的類型主要有三種：需求拉動型、國際輸入型、成本推進型。“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什么性質呢？2008年以后，三種都有，中國的通貨膨脹是綜合性的。”

　　厲以寧詳細分析了中國目前遇到的通貨膨脹問題，他說與上世紀90年代我國發(fā)生的通貨膨脹不同，各種生產成本的上升成為這一次通脹發(fā)生新的推動因素。

　　“成本推進是第一次遇到，”厲以寧說，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。“新生代農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學歷，不像以前的農民工很多就是小學畢業(yè)，甚至文盲。”厲以寧說，還有一個現(xiàn)象，新生代農民工會考慮成本收益分析，包括心理成本，比如夫妻長期分居，或者子女獨自留在家中成為留守兒童，所以北京有經濟學家預言，中國將進入一個保姆缺乏的時代。

　　“其次是房地產價格上升”，它是需求拉動了通貨膨脹的結果，也是成本推進通貨膨脹的原因，因為房地產價格上升，租金也就上升，生活費也上升了。“還有融資成本的上升”，厲以寧說，為了應付通脹，采取緊縮政策，民間借貸成本提高了3到5個百分點。

　　但是，厲以寧認為“人口紅利時代結束”的說法為時過早，“對中國而言，低素質的勞動力時代已經結束，但技工時代剛剛開始”。

　　在未來，我國應該如何應對通貨膨脹問題呢？厲以寧以豬肉漲價為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。“這個時候鼓勵養(yǎng)豬，但是它沒有這么快啊。你剛一說政府鼓勵養(yǎng)豬了，豬肉就上市了？不會的。懷孕要好幾個月吧，小豬養(yǎng)成肉豬要好幾個月吧，大半年時間過去，你豬肉一下就能起來？”要解決這一問題，他認為必須要逐步建立規(guī)范、健全的國家儲備制度和商業(yè)儲備系統(tǒng)，另外要打擊人為的炒買炒賣現(xiàn)象。

　　對于今年國內的物價形勢，他認為只要不出現(xiàn)大的意外，國家的相關政策會逐步發(fā)揮效力，到年底前，物價應該是穩(wěn)中有降，全年通脹率應該維持在5%左右。

　　一定要“民”富，這才是真的富。

　　隨著我國的經濟不斷增長，就業(yè)壓力卻越來越大，厲以寧認為，這是因為經濟增長率和就業(yè)的變化率，它的周期是不一樣的，“經濟滑坡在前，就業(yè)滑坡在后，經濟回升在前，就業(yè)回升在后。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有名的奧肯定律。”

　　“專靠經濟增長率，不能解決就業(yè)問題，解決就業(yè)靠什么呢？靠民營企業(yè)。新增勞動力，70%是民營企業(yè)提供的”。厲以寧認為，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這是國富，要老百姓富，一定要“民”富，這才是真的富。

　　那么怎樣幫助民營經濟發(fā)展？“減稅啊。只要減稅，我國1000萬中小企業(yè)，3000萬個體戶，每個中小企業(yè)增加幾個人，就是好幾千萬人，每個個體老板找一兩個親戚幫忙，解決了幾千萬人的就業(yè)。就業(yè)增加了，生意好了，國家的稅收又回來了。減稅是今天的效應，明后天稅收就增加了。

　　1840年中國GDP總量就比英國大很多。

　　今年我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但是厲以寧以歷史事實和教訓提醒我們，“GDP的總量重要，但是GDP的結構更重要。”回顧歷史，厲以寧說，“1840年，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了很多，但是中國當時的GDP結構主要是農產品、手工藝品，而英國主要是鋼鐵產業(yè)，機器設備的制造。”除了GDP的結構重要以外，人力資源結構也非常重要，“中國人口總量在鴉片戰(zhàn)爭時比英國高很多，但是人力資本結構遠遠不如英國，英國產業(yè)革命后，小學普及了，中學大量建立了，興辦了很多的大學，培養(yǎng)出大量的科學家、技術人員、金融家。而當時中國農民絕大多數(shù)是文盲，婦女絕大多數(shù)是文盲，讀書人有幾個懂科學技術，懂經濟管理？就說當前和日本比，我們的人口資本結構也不如日本，日本大學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國大，日本熟練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國大得多”。因此，厲以寧強調說，“十二五期間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結構調整”。

　　自主創(chuàng)新也是未來經濟發(fā)展轉型的重要支撐點。厲以寧認為，國有企業(yè)有著資金量大、資源廣泛的優(yōu)勢，而民營企業(yè)更加靈活，因此國有企業(yè)與民營企業(yè)要聯(lián)合起來，最重要的是，“創(chuàng)新就要敢于失敗，要承擔失敗”。

　　必須要讓農民擁有(房屋)產權。

　　“農村的人帶著老婆孩子，去城里打工，出去一走，把房子鎖上，變老鼠窩了。他沒有錢啊，進城以后，房子越來越貴，租也租不到，就鉆地下室。北京一個房子的地下室，也沒多大，住了16戶人家，用紙箱隔成16間，所以北京有個詞啊，叫鼠族，變老鼠了。這就是‘兩個老鼠’的故事”。厲以寧以“兩個老鼠”的故事開始了對城鄉(xiāng)收入差距原因的分析。

　　厲以寧說，“城里居民土地是國有的，但祖?zhèn)鞯姆孔佑蟹慨a證，可以轉讓，可以抵押，而農民的意見卻很大，祖?zhèn)鞯姆孔記]有房產證，不能轉讓，不能抵押，連出租都困難。”

　　房產產權上體現(xiàn)的不公平只是城鄉(xiāng)差距成因中的一部分。厲以寧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(fā)，認為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在三個“資本”上存在差距，首先是物質資本差距，農村居民因為沒有產權而不能將祖?zhèn)鞣课葸M行抵押即是一例；其次是人力資本差距，農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；還有社會資本差距，農村居民的人際關系網絡較小，不能對他們的工作和發(fā)展提供有效幫助。

　　厲以寧認為，由于這三種資本上的城鄉(xiāng)之間存在巨大差距，因此出現(xiàn)了一系列的不平等，首先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，導致了就業(yè)不平等，從而造成收入不平等，進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，最后體現(xiàn)在下一代不平等，并由此開始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(huán)。

　　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固定化和職業(yè)的世襲化，工資、福利、提升機會和人力資本提升較好的“好職業(yè)”被城里人大量占據(jù)，農村人只能進入這四方面較差的“壞職業(yè)”中謀求工作。

　　“對策何在？”厲以寧說，“首先，必須要讓農民擁有產權。房子、宅基地可以抵押，這樣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；其次，教育資源的分配要均等，一定要分配教育資源；然后，讓農民增加社會資源，這是靠自己闖出來的，鼓勵他們去闖，讓他們到市場拼搏，告訴他們重信用，慢慢他們就起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