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溫總理蒞浙調(diào)研談房價 董教授要求學生掙大錢

　　限購令下，富人已沒有買房資格（富人已有N多套房），窮人又沒有買房的能力，那么由誰來支撐高房價呢？

　　上周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調(diào)研，并在寧波主持召開滬、浙、蘇三省市經(jīng)濟形勢座談會。溫總理在會上強調(diào)，住房供應和房價問題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，關(guān)系經(jīng)濟健康發(fā)展、社會和諧穩(wěn)定，中央加強房地產(chǎn)市場調(diào)控的目標是明確的，決心是堅定的。各級政府要切實擔負起責任。

　　“各級政府要切實擔負起責任”，總理此言顯然意有所指。截至3月31日，全國657個城市中，已有608個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價格控制目標，除北京將目標設(shè)在“穩(wěn)中有降”外，其他城市幾乎都是“漲”字當頭。地方政府一時無法擺脫對“土地財政”的依賴，其對房地產(chǎn)調(diào)控態(tài)度消極情有可原，但另一方面也引發(fā)社會對中央調(diào)控政策是“玩真的”還是“玩假的”的困惑。溫總理強調(diào)“各級政府要切實擔負起責任”，對地方政府可謂當頭棒喝；而房地產(chǎn)調(diào)控的成敗，也確實決定于中央的決心——唯有嚴厲的問責，才能讓地方官員不敢陽奉陰違。

　　然而依然有人不相信中央的決心，網(wǎng)上盛傳“中國房價不可能下降19個無以辯駁的理由”。19個理由皆有道理，也許確實“無以辯駁”。但我想貢獻1條，只有一條，“中國房價可能下降之無以辯駁的理由”：限購令下，富人已沒有買房資格（富人已有N多套房），窮人又沒有買房的能力，那么由誰來支撐高房價呢？

　　排斥財富固然“道學”，但當財富被馬首是瞻之時，又有多少價值觀被“財富”給排斥了呢？

　　談論房價，有一個人的聲音你不能置若罔聞——北師大房地產(chǎn)研究中心主任董藩。4月9日，董藩在微博上稱，“房地產(chǎn)交易可大量吸收流動性”，從而有助緩解通脹；“但此途徑被堵，只有提高利率、存款準備金率、首付，倒霉的又是老百姓”。有“開發(fā)商走狗”之譽的董教授這回為“老百姓”擔憂起來，不免讓人意外，這話不提。照他的邏輯是物價越高越好，物價越高就越“可大量吸收流動性”——這是什么邏輯呢，以高通脹解決高通脹嗎？

　　當然董藩教授之所以成為上周最熱門的新聞人物，不是因為反對房價調(diào)控，而是因一句對其學生的告誡：到40歲你還掙不到4000萬，就不要說是我學生！但就同9年前某中學教師教育學生“讀書是為了掙大錢娶美女”一樣，今日對董教授言論的爭議，依然滑入了誤區(qū)——很多評論糾纏于人生應不應該追求財富、掙4000萬算不算成功，這事的爭議也就成了一筆糊涂賬。

　　其實這事的關(guān)鍵，不在董藩如何看待財富，而在董藩把“掙大錢”當成了人生成功的唯一標準，這個標準是排他的，他不承認還存在其他標準。董藩隨后又拋出“8條”意見為自己辯解，同時也有不少評論為董藩搖旗吶喊，它們之主要說詞，無非是現(xiàn)代社會，不應排斥財富，排斥財富是“道學”的、“陳腐”的、“落后”于時代的。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，排斥財富固然“道學”，但當財富被馬首是瞻之時，又有多少價值觀被“財富”給排斥了呢？

　　藥家鑫式的極端自私，不是表現(xiàn)為語言，而是表現(xiàn)為行為，而且更多時候，它潛藏于人的內(nèi)心

　　多元價值觀之間應該彼此尊重、彼此相容。但有一種價值觀讓人忍無可忍——比如因為被撞者要記車牌，藥家鑫就對其痛下殺手。這還不是最讓人忍無可忍的，上周，一幅藥家鑫“師妹”網(wǎng)上聊天的截圖被網(wǎng)上公示：“我要是他我他媽的也捅。真是輿論都向著受害人，怎么沒想著受害人當時不要臉來著？記車號！”

　　西安音樂學院已聲明澄清，這位網(wǎng)傳名叫“李穎”的女孩并非其在校學生。但究竟有無“李穎”其人，其實并不重要——“李穎”或許是虛擬的，但以“李穎”之名所發(fā)的上述言論，則是真實的，出自于一個“真人”之口。人們或者會對這位“李穎”群起而攻之，但需要提醒的是：藥家鑫平時是個好學生，溫和，友善，從來沒有說過“李穎”說過的話，然而他殺了人。這樣說不是為“李穎”辯護，這樣說是要人們直面一個事實：藥家鑫式的極端自私，不是表現(xiàn)為語言，而是表現(xiàn)為行為，而且更多時候，它潛藏于人的內(nèi)心。

　　某家失竊，并因失竊而消耗更多公共資源，能否要求失竊者“付出代價”，或者可以事先對那些防盜措施不到位的家庭開出罰單呢

　　上周，北京市接連兩次發(fā)生驢友深山遇險事件，北京市先后動用600多名警力，包括直升機組，展開救援。當?shù)鼐接腥耸勘硎荆瑧獙M織者進行“一定的懲罰”。著名時事評論員鄢烈山先生對此大表贊同：“醫(yī)院的急救車如果要收車費，北京警察300余人連夜救那些登山者更應該收費。警察應該出動救人，可是冒險者也應該為他們耗費公共資源付出代價。”

　　鄢先生的發(fā)言得到了很多網(wǎng)友的支持。但鄢先生可能忽略了一個事實，假設(shè)政府投資建設(shè)一河濱公園，居民之間，因住所離河濱公園的遠近，所享受的公共資源必定是不均衡的，那么能否要求那些更近距離的居民多繳納一些稅費呢？再舉一個例子：某家失竊，并因失竊而消耗更多公共資源，能否要求失竊者“付出代價”，或者可以事先對那些防盜措施不到位的家庭開出罰單？

　　猶記去年復旦學子黃山遇險，輿論就有“對探險者予以懲罰”之說。當時我在評論中指出：“公民遇險時要求政府救援，是公民的權(quán)利，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。有一種說法是這些大學生因為自己的冒險而耗費了那么多公共資源，這對其他公民公平嗎？然而‘不公平’正是‘公共資源’的特性之一——它為全體公民而存在，但最終將耗費在哪一位公民身上則是不確定的。”